名義的重要性真是太大了，它源自人們的內(nèi)心，就像尖銳的針芒、鋒利的劍刃，在不知不覺中刺痛他人。所以，名義能催生實際的行為，而道義并非外在的東西。如果違背了這一點，內(nèi)心就會先產(chǎn)生疑慮，如同身邊隱藏著危險，讓人內(nèi)心充滿不安。當一個人想要有所作為，卻沒有可以信任的人，那必然危險；有了可信之人，卻始終不敢信任，那注定失敗。吳王劉濞的太子曾勸諫他說：“大王您以謀反的名義起兵，這樣的軍隊可不能輕易交給別人，因為別人也可能會背叛您?！眲㈠ㄒ虼藨岩商锏摬?，沒有派他沿著長江、淮河進軍武關(guān)（今陜西商洛市丹鳳縣東武關(guān)河的北岸），結(jié)果自己被困在下邑（今安徽碭山）。劉濞不信任田祿伯從而導(dǎo)致失敗，這其中太子要承擔一定的責任。即便把軍隊交給田祿伯，田祿伯也未必就不會謀反，這也很難說。這是兩種都可能陷入困境的選擇，而劉濞只是選擇了看起來可疑性較小的做法。太子一直強調(diào)“大王以謀反為名，軍隊難以托付他人”。名不正則言不順，道義不正直，只是憑借著憤怒和欲望行事，內(nèi)心的那種尖銳的念頭，就像芒刺一樣，始終在心里揮之不去。所以，沒有正當?shù)拿x和道義，卻想在天下有所作為，就算是去攻打無道的人都難以取勝，更何況是犯上作亂呢？因此，喜歡懷疑自己的人必然會懷疑別人，相信別人的人首先是相信自己。如果自己不值得信任，別人也難以保證忠誠，懷疑別人會毀掉事業(yè)，信任別人可能又會引發(fā)災(zāi)禍。苻堅因為過于信任慕容垂而導(dǎo)致亡國，安慶緒因為輕信史思明而走向滅亡。吳王太子的話，實際上是天理顯露的一個跡象，它能震懾那些心懷不軌的小人，讓他們原形畢露，沒有強大的根基，又怎么能強大起來呢！怎么能強大起來呢！
漢文帝臨終前，告誡漢景帝說：“如果國家遇到危急情況，周亞夫可以擔當領(lǐng)軍作戰(zhàn)的重任?！庇纱丝梢姡瑵h文帝一直都沒有忘記要遏制吳王劉濞的勢力。之前賜給劉濞幾案和手杖，是想消磨他的野心，等待他自行衰敗，這可不是在開玩笑。心中有了依靠，就可以冷靜地等待時機，不主動挑起禍端，即便到了不得不行動的時候，也有應(yīng)對的辦法。為人柔和卻不會陷入軟弱，這才是根本。晁錯哪里懂得這個道理！面對危機，他無計可施，竟然請求皇帝親自率軍出征，自己留守后方，明明有周亞夫這樣的人才可以依靠，他卻不知道任用，最后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所以說，過于柔弱且玩忽懈怠，或者爭強好勝卻不懂得自強的方法，這兩種情況雖然表現(xiàn)不同，但最終都會走向失敗。
周亞夫向漢景帝請求把梁國舍棄給吳國，切斷吳軍的糧道，景帝同意了。后來梁國向周亞夫求救，周亞夫卻置之不理，景帝下詔命令周亞夫救援梁國，他也拒不奉詔。從這件事，周亞夫的心思和漢景帝的心思都暴露無遺。周亞夫舍棄梁國，是想讓吳國和梁國相互消耗，同時也削弱梁國的實力。在他看來，梁國的存亡對漢朝并沒有太大的影響；而且現(xiàn)在的梁國，說不定日后就會像曾經(jīng)的吳國、楚國一樣成為威脅，所以讓吳國削弱梁國，漢朝就能長久安寧。周亞夫正是因為摸透了景帝的心思，所以才敢不奉詔，并且不擔心會被景帝怪罪。景帝下令讓他救援梁國，也只是為了敷衍梁國，緩解太后的指責罷了，所以周亞夫不奉詔也不會被懷疑。
唉！漢景帝的心腸也太狠了，但追根溯源，這都是太后的私心造成的。景帝剛即位的時候，三十二歲，太子劉榮已經(jīng)長大，可太后卻想讓景帝把皇位傳給梁王。景帝說：“等我去世后就把皇位傳給梁王。”這不過是為了試探太后的心意，隨口說的話。竇嬰直言反對，太后因此大怒，由此可見，景帝對梁王早就心存不滿了。周亞夫舍棄梁國，不前去救援，想必是和景帝私下有約定。不然的話，自己的兄弟身處危境，皇帝下詔讓人去救援，對方卻不回應(yīng)，還不被治罪，景帝怎么可能如此鎮(zhèn)定、堅決地容忍這一切呢？后來太后越是偏袒梁王，景帝就越厭惡他，梁王能不像叔段、公子偃那樣落得悲慘下場，已經(jīng)算是幸運的了。
所以說，兄弟之間的關(guān)系，不是父母能夠隨意干涉的。親近的自然親近，友愛的自然友愛，信任的自然信任，猜忌的自然猜忌。要讓普通人之間不相互激化矛盾，讓賢能的人能夠盡情地表達自己的恩義，這樣才能讓子孫在平和、安穩(wěn)的環(huán)境中成長，避免因隱藏的矛盾而相互傾軋。太后畢竟是婦人，她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而作為君子，應(yīng)該從這些事情中吸取教訓(xùn)啊！
國家如果沒有賢能的人，就難以穩(wěn)固，因為這樣會導(dǎo)致倫理道德遭到破壞。韓安國向梁王哭著進諫，最終羊勝、公孫詭被處死；田叔把審訊梁王的供詞全部燒毀，梁王的罪名得以消解。在國家、家庭和骨肉親人之間踐行誠信，原本危急的倫理道德就能轉(zhuǎn)危為安；這就是漢朝的人才之所以遠超后世的原因。鄒陽看到梁王對羊勝、公孫詭的信任，就用自己的言辭來謀取私利，這不過是策士的小把戲罷了。他把關(guān)乎天性親疏離合的權(quán)力交到后宮之人手中，鄒陽的智謀和羊勝、公孫詭沒什么兩樣；他還自認為聰明，卻不知道這樣做恰恰會引發(fā)禍亂。韓安國、田叔，他們堅守正道，保全了仁孝的大義，這可不是那些奸佞之人能夠做到的。
法律嚴苛，但任用寬厚仁慈的官吏，百姓就會慎重對待犯法的事，很多人也能得到寬大處理。法律寬松，卻任用嚴酷兇狠的官吏，百姓就會輕視犯法，無辜的人最終也難免遭受災(zāi)禍。漢景帝下詔規(guī)定，有關(guān)部門遇到難以決斷的案件，要移交廷尉處理，如果廷尉審理后發(fā)現(xiàn)之前的判決不當，之前審理的官員也不算失職，這說明當時的法律是比較寬松的。然而，郅都、寧成先后擔任中尉，他們這些殘忍的小人利用法律，表面上法律寬松，實際上是讓愚昧的百姓輕易陷入法網(wǎng)，就算僥幸能逃脫，最終也難以幸免。而且，審理不當卻不被治罪，且不說把無罪的人判為有罪是多么殘忍，就算多次把有罪的人判為無罪也不加以譴責，這就會縱容受賄的官吏徇私枉法，他們肆意施展淫威，被冤枉的百姓也無可奈何。于是，漢高祖劉邦的寬大政策被破壞，漢武帝的嚴酷之風開始興起。在法律上嚴格執(zhí)行，不容更改，百姓就會敬畏法律；任用官吏時秉持寬厚的原則，不崇尚殺戮，百姓就不會無辜死去。所以，古代先王樂于任用德高望重的人掌管刑獄，讓他們嚴格執(zhí)行統(tǒng)一的法律，就像天上的雷電彰顯威嚴，地上的雨露滋潤萬物一樣，這樣才能符合天理，保護天下百姓！
漢朝規(guī)定，家中財產(chǎn)達到十萬錢就可以為官，漢景帝把標準降低到四萬錢，在錢財數(shù)量上斤斤計較，這樣又怎么能改善社會風氣呢？應(yīng)劭說：“古代憎惡官吏貪污，認為人只有衣食富足了，才會懂得榮辱。家中財產(chǎn)滿十萬錢，才有資格做官?！睉?yīng)劭所說的“古代”，大概指的是秦朝的法律。選拔富人的子弟為官，認為他們家境富裕就不會貪污，害怕刑罰就會自我約束，這就好比因為害怕別人酗酒，卻請喝醉的人來主持宴席，能行嗎？富人可以做官，做官后又能變得更加富有，還能把官職傳給子孫。這種做法破壞了廉恥觀念，人們都追逐錢財，親情變得淡薄，還會欺壓貧苦弱小的人。只要有幸家中有錢，就能位居人上，這樣一來，百姓不紛紛去搶奪財富才怪呢。如果不是秦始皇當政、商鞅主持變法，大概不會有人把這當作好辦法。
唉！這種現(xiàn)象也是有根源的。世道混亂的時候，有人進獻一條計策就能成為卿相，打一場勝仗就能獲得封邑。所以，那些出身貧寒的人，不惜舍棄性命，在刀光劍影、生死邊緣游走，只為了獲取官職和封邑。這就好比饑餓的人得到食物，只顧著滿足自己的貪欲，卻忘了可能會被噎住。于是天下百姓深受其害，君主也感到厭煩，便想通過任用富人子弟為官來改變這種狀況，認為這樣總比之前的情況要好。然而，難道就沒有其他辦法培養(yǎng)天下人的廉恥之心，非要用這種方式嗎？糾正錯誤的方法比錯誤本身還要過分，這樣一來，天下的正道就更難以伸張了。作為君子，應(yīng)該分清人的品類，謹慎交友，遠離那些投機鉆營的卑鄙小人，讓君主明白什么是重要的、什么是不重要的。怎么能讓朝廷產(chǎn)生輕視賢能、忽略出身低微之人的想法，只看重財富，對富人子弟恭敬有加呢？
班固詳細地描述了漢初的富庶景象。漢朝承接了六國之后的局面，天下統(tǒng)一，戰(zhàn)爭平息，官吏數(shù)量減少，祭祀、饋贈等活動也從簡，驛站設(shè)置精簡，天下的財富只需供養(yǎng)一位君主，以帝王之尊擁有天下的財富，糧食、布帛、財物等流通順暢，關(guān)卡松弛，沒有阻礙，國家上下富足也是理所當然的。唉！后世的天下和漢朝時一樣，可為什么還會為貧困而憂慮，君臣上下不停地爭奪利益呢？班固探究其中的原因，認為富庶源于節(jié)儉。他說：“漢高祖下令商人不得穿絲綢衣服、乘車，用重稅來限制、羞辱他們。漢惠帝、呂后雖然放寬了一些禁令，但商人的子孫仍然不能入朝為官。朝廷根據(jù)官吏的俸祿和官府的用度，向百姓征收賦稅。山川、園池、市井的租稅，從天子到封君，都把這些收入作為私人的供養(yǎng)，不納入國家的財政經(jīng)費。”說得太對了！
尤其關(guān)鍵的是，要從抑制商人的驕橫開始。商人的驕奢淫逸，坑害百姓，掠奪財富，這種現(xiàn)象從七國時期就開始了。七國各自為政，各有自己的領(lǐng)土，物資的盈余和短缺都因地域不同而不同，有些物品換個地方就無法發(fā)揮作用。當時戰(zhàn)爭頻繁，兵器、旗幟等物資的需求很大；賄賂之風盛行，珍珠、璣珠、象牙、貝殼等奢侈品的使用也很頻繁；各國供養(yǎng)游士，追求奢華的生活，宴席上的珍饈美味極其奢侈。再加上那些驕奢的君主，后宮的裝飾越來越華麗，狗馬、大雁、鹿等動物的服飾和各種奇珍異寶不斷更新，而這些東西很多都不是本國所產(chǎn)。于是，商人們跨越國界，歷經(jīng)險阻，搜羅這些物品來滿足需求。君主和大臣們?yōu)榱藵M足自己的欲望，還對商人屈尊相待，商人因此在天下肆無忌憚。所以，想要滿足耳目之欲、追求一時之樂的人，最喜歡鼓勵商人逐利；就連貧寒的士人，也依賴商人獲得一些好處。商人日益尊貴榮耀，他們追逐利益，剝削百姓的衣食，表面上給予，實際上暗中索取，把天下的利益、天子的權(quán)力都拱手相讓，這樣一來，天下怎么能不貧困呢？而且商人致富不費吹灰之力，所以他們使用錢財也毫不吝嗇，相互攀比奢華，浪費財物，使之化為灰燼。不對商人加以限制和羞辱，愚昧的百姓還以他們?yōu)闃s耀，紛紛效仿，甚至有些人家徒四壁，卻還穿著絲綢衣服，吃著精美的食物，就算餓死在路上也不后悔。所以，養(yǎng)活百姓的是農(nóng)民，坑害百姓的是商人。在無道的世道里，這種風氣蔓延，無法挽救，君臣上下都陷入困境，戰(zhàn)爭也隨之爆發(fā)。如果不懲治這種現(xiàn)象，國家就難以穩(wěn)固。漢高祖的命令，班固的言論，確實是深知治國的根本?。?/p>
君主如果過度依賴商人，國家的根基就會受到損害；士大夫如果沉迷于商業(yè)，廉恥之心就會喪失。許衡自認為是儒家學者，卻聲稱“士大夫想要不貪婪，不如去經(jīng)商”。楊維楨、顧瑛更是憑借財富肆意妄為，敗壞了三吳（今江蘇南部、浙江北部和東部一帶）地區(qū)的風俗。濠州、泗州（今安徽鳳陽、泗縣一帶）的百姓因為朱元璋興起而遭受懲罰（這里可能指朱元璋興起過程中對當?shù)氐挠绊?），之后天下才安定下來。移風易俗，從古至今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。